十八世紀的東亞儒家思想家的思想固然有很多的
同或者異，但是它們都共同表現兩個主調、兩個同調。
第一個呢，就是它們是
形式上通過反朱子學而達到本質上反形上學的目的。
那麼朱子學在中日韓三國，它的存在語境不一樣、它的存在脈絡不一樣。
我們都知道，這個朱子學是建立在他對《四書》的重新解釋，
那就是《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後面這兩本原來是《禮記》的各一章，
朱子把它抽出，跟《論》、《孟》合稱為四書。
朱子通過他對《論》、《孟》、《學》、《庸》的新解釋，而建立一套以理為中心的思想世界。
那朱子學這個對於朝鮮時代的思想界
可以說具有絕對的主宰性，因此在朝鮮時代的朝鮮
陽明學很受到壓抑。
那朝鮮朱子學的大師叫做李滉，李退溪 （Yi Toegye）。
李退溪在今日的韓國的紙鈔千元券上面的人頭就是
退溪。
它右側的那一個叫做頭幅，這個是古代知識分子
常使用的一個（頭飾）叫頭幅。
那麼退溪的講學的地方叫做陶山書院，那麼右側
這是退溪的墨寶。
朱子學在東亞各國的存在脈絡不一樣。
在元朝仁宗黃慶二年，公元1313年以後
蒙古統治者指定
以《四書章句集注》作為科舉考試的定本，從而
確立了朱子學成為統治階級的官方意識形態的地位。
那麼可是相對於中國來講，
在德川時代的日本是因為沒有
科舉考試制度，所以這些日本儒者其實只是
近似日本社會裡面的公共性的知識財。
德川時代的日本儒者
學派很多，而且互相批判、
攻訐，而且同門之內吸收不同的思想。
但是，他們多半有一個特點，就是在中年以前，他們都是浸潤在朱子學
的這個思想裡面的。相對來講，朝鮮
有貴族，叫做Yangban，「兩班」那就是文武兩班，這是一個貴族階級，
朱子學在朝鮮時代的朝鮮成為貴族階級的意識形態。
那麼中日韓的儒家學者對朱子學的批判
其實在十七世紀已經逐漸地出現，在表現形式上呢，它是以
通過重新解釋儒家經典，尤其是《四書》的這個方式，來完成
他們對朱子學批判的超越與揚棄。中日韓在近世以來、
十七世紀以來，批判朱子學的思潮的展開，在日本是十七世紀武學派大師伊藤仁齋（Ito
Jinsai、那麼十七世紀到十八世紀初 的Ogyu
Sorai（荻生徂徠）以及最深刻的就是十八世紀中國儒者戴震
戴東原，他是《四庫全書》的編纂、
翰林院庶吉士，一般是認為是考證學的大師。但是
誠如余英時大師研究所說的，考證學的戴震是為義理之學的戴震而服務的。
那麼對朱子學的批判也表現在十八世紀朝鮮實學派儒者
茶山，丁若鏞（Yagyong，Jeong Dasan）
的身上，批判 朱子的「性即理」的說法。
因為朱子在《四書集注》裡面，還有其他的論文裡面提出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也」。
他在日常生活的倫理學之上安立了一個 以理為中心的形上學。
那麼丁茶山呢，對那個「仁」
的解釋跟朱子不同，他說所謂「仁」這個名詞，只有在你
做完「愛人」這個事情之後，「仁」之名才能獲得確立，
那他們顯然對朱子
以形上學作為倫理學的根據這一點是不能同意的。
朱子講：「萬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源」，
是的。可是，十七世紀以後
東亞儒者都不能接受朱子學上述的論點。
他們反朱子學，共同表現以下的幾個特徵，第一個就是，他們都著力於
將理從朱子學裡面的「理」在「事」上的存在狀態，轉化而為
「理」在「事」中的存在狀態，從而解構了朱子倫理學的形上學之基礎。
第二點，他們都有心於體神化不測之妙於人倫日用之間。
第三點，他們都關注人民日常勞動中，活生生而具體的生活。
也因此第四點，他們都不再去理會宋儒那些抽象的道德原理。
那這裡的關鍵字就是從「之上」 到「之中」。
東亞的這個反朱子學
的形上學論述的展開，有一些代表性的言論。
比如說，日本的伊藤仁齋的名言，說：「道者，人倫日用當行之路也」、
說：「人外無道，道外無人」、他說：「夫道者，人之所以為人之道也」。
時代稍晚的荻生徂徠，他說：「道者，統名也
舉禮樂刑政，凡先王所建者，合而命之也 非離禮樂刑政別有所謂道也。」
在日本政治思想史上，荻生徂徠的
地位就是在於他峻別了政治領域與道德領域。
二十世紀日本偉大學者丸山真男 （Maruyama
Masao）在他的經典著作《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裡面就說
荻生徂徠峻別政治與道德兩個領域
是日本從傳統到現代的轉化的分水嶺的人物。
那麼，東亞反朱子學在中國的代表是戴震
和他的《孟子字義疏證》。
戴震出身庶民階級，他對
他的時代老百姓的痛苦感同身受
他說：「人死於法，猶有憐之者」，那麼死於理
死於這個抽象的理，有誰能救他呢？那這種反朱子學的代表言論在朝鮮
的丁茶山所撰寫的《孟子要義》這本書裡面
他說：「仁義禮智之名，成於行事之後，故愛人而後謂之仁。」
在你沒有完成「愛人」這個行動之前，你講仁義禮智都是空話、
都只是一種戲論而已。
那麼這一種反形上學論述
的展開過程裡面的共同趨勢，就是十八世紀
中日韓儒者在批判朱子學的時候，都嚴格峻別「天道」與「人道」，他們都
區分「所以然」與「所當然」，並且建立政治領域的自主性。
這是十八世紀中日韓儒家思想最顯著的第一個共同趨勢。
黃俊傑特聘講座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諮詢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