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我們先從第一個問題開始 那麼先從第一個問題，我們還是把它放在古代思想史的
脈絡裏面，來看在中國古代思想裏面「公」
與「私」這兩大概念經歷怎麼樣的發展歷程
「公」與「私」這兩個概念
的涵義在古代的思想史上經歷過 巨大的轉變。
從遠古到春秋時代 它基本上啊是指具體的人或者物
舉例言之，在 漢朝的許慎的那一本
辭典形式的《說文解字》裏面 說：「公，平分也。
從八從厶」那他引韓非子啊等等 來講這個「公」和「私」的意義
20世紀古史學者徐中舒先生
考證告訴我們，所謂「私」這個字啊原始的用意
是指耕田時候的
那個像，這個像那個耕田時候用的耒耜的 那種形狀。
在《左傳》魯僖公9年，公元前65年
我們讀到這樣的句子：「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
那麼我們知道看這個「忠」啊，跟《論語》裏面的忠是不一樣的。
《論語》裏面的忠是 「為人謀而不忠乎？」，那麼它這裡的這個「忠也」是指傳統意義
那麼所謂「公家之利」的「公」，是指魯國的 國君而言的。
所以呢我們看到啊，這個在 遠古到春秋時代的那個「公」啊
或者是指具體的人，魯國的國君；或者是指具體的
一個東西，比如說耒耜的那種樣子，耕田用的耒耜 的樣子。
這是最早的具體意義的「公」與「私」
那麼到了戰國時代以後呢，「公」與「私」的涵義啊 開始經歷了一個轉變，就是從具體義
轉向了抽象義，特別指 那個人的道德修養。
從戰國時代 有許多人，從荀子到荀子的學生韓非
都主張我們要以「公」來克「私」
那麼在這裡到了戰國時代以後，「公」「私」取得了抽象
的價值判斷之標準的這個新的意義
在荀子裏面 荀子主張以「公」克「私」，他說
那個理想的政治是要「公道達而私門塞」
「公義明而私事息」 韓非子主張政治上的「公」的
絕對優先性，韓非子說，書上說 「背私謂之公」，就是
「私」的反面就是「公」。
那麼《墨子·兼愛下》 有這樣的一段：
「文王之兼愛天下之博大也，」 就好像是啊「日月之兼照天下之無有
私也」，就是說這個文王 的施政之無私
就好像日月之兼照天下一樣，這顯然是用在一個
抽象的一個視民如子
的這樣的政治核心價值裏面來使用的
在《莊子》裏面，我們讀到，「君不私」 的話，這個國家就會大治，然後
莊子在這裡 這個莊子及其獲學在這裏的政治論述
講到這個「君不私則國治」啊，是以這個 一個形上學的或本體論的
論述作為根據的，他說「道不私，」所以「無名」
那麼可是在實際生活裏面呢，「公」與「私」卻充滿了緊張，為什麼？因為
這一個世界處處充滿著大小不同的、 階級不同的
這個範圍不同的各種「理」的衝突嘛 在春秋時代，我們舉歷史的具體事例來講好了
在春秋時代，晉獻公的長子申生
就面臨忠孝難以兩全的抉擇
那麼楚昭王的司法官石奢，不是去追那個嘛，這個
在他執行司法的過程裏面呢，也面臨這個忠孝的問題
那麼晉靈公的臣子鉏麑奉
靈公之命要去
追犯罪的人，追到的時候，原來是他自己的 父親。
那他面臨這個「公」與「私」之間的兩難
最後觸槐而死，就自己把頭一頭撞到槐樹就自殺了
那古代的中國人呢面臨「公」領域和「私」領域的時候啊則無法解決的時候
他們常常採取一個歷史上常見的 手段，那就是自殺
從春秋時代以來，我們看到好多古代的人
常常以自殺來作為脫離生命困境的辦法
那個《韓詩外傳》，這個國君呢
指派他一個工作，那他會很恐懼嘛，他說啊，恐懼、 懼怕
這是我「私」領域的事情，可是我要為國君 而死，效忠於國君，這個是「公」領域的要求，那我啊
聽說一個有仁德的君子不應該以 私害公。
是的，那於是他就走向了自殺 那古代這種，不僅這種臣子
面對價值衝突以自殺來解決，甚至我們看到到了帝制中國
的時代，也有所謂「烈女」啊，就是這個
把自己餓死嘛，這個宋朝以後特別多嘛，然後
皇上就頒布所謂貞節牌坊嘛
那麼古代中國人這一種自殺行為到底展現了何種
生命價值的意義，或者哲學意義呢？
我們可以這樣講，說古代的人啊以自殺來解決「公」「私」衝突
他們心中所抱持的
是以下這樣的價值理念：他們，當他們走向生理的生命
結束的時候，他們深深相信他們生理生命的死亡那一天，也就是
他的文化生命開啓的那一天
因此生理生命的「死」便理解為文化生命的「生」 的開始。
因此，他們視死如歸 他們對死亡無所恐懼。
我們看到王陽明 要這個面臨生命結束的時候，學生問他
說還有沒有什麼遺言？陽明先生講：此心光明
夫復何恨？因為我這一生啊
我的心是光明的，所以我也沒有什麼遺憾，沒有什麼特別要再 交待的。
因為古代的中國文化認為
這個「生」與「死」之間不是斷裂的，而是一種延續的關係
死是一個更有意義的 生的延續。
個人的死 常常是整個民族的生
的一種開啓。
個人 這個融入，個人的生命的意義正因為融入了民族的
洪流，文化的洪流裏面而取得了新的意義與 生的價值。
而這樣的一種價值理念呢 在歷代屢見不鮮。
一個，我們可以 引用來做例子的就是偉大史學家太史公司馬遷
司馬遷寫完《史記》的時候寫了一封好長的信 給他的好朋友叫做任安
字少卿，《報任少卿書》，讀起來 令人感動，為之一曲同情之淚
那麼司馬遷講啊，他寫這個《史記》這一部書寫完呢，是為了要
是要將來要「藏諸名山，傳之其人」，那麼這個
他說他受到這個宮刑這樣大的侮辱，他說
他為什麼不死呢？因為啊「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
那麼這個「生」 與「死」在浸潤在傳統文化的司馬遷
的心目中是俱有強烈的「情境性」。
那這個 價值取向是什麼呢？那就是
古代中國的
思想人物，他們都是主張
「道義倫理」優先于功利的 倫理，或者目的論的倫理。
就是說什麼叫做「道義倫理」？就是 這個事情本身是對的，我就應該去做
而不是這一個事情能夠產生什麼
具體的實用的效益 我才去做。
那麼 這一個，這個是西方倫理學一個很常見的
一種倫理學的類型的劃分 所以我們可以說廣義言之
中國文化人所關心的是善是什麼 以及善如何可能這個問題
比較少關心善可以 產生何種利益這個問題。
中國文化 是在有限的生命中創造無限的生命的意義
那麼二戰以後，這個
在50年代 這個存在主義文學家、
哲學家卡繆 卡繆在1957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那麼他聚頂 卡繆有很多很深刻的以文學筆調
所寫的對於生命反省的思考的文章
集成一本論文集，叫做《薛西弗斯的神話》，有
英譯本，也有中文翻譯本。
而像 二戰初期，歐陸的那些存在主義哲學家，例如卡繆，把
人的生命當作是一種「荒謬」，the absurd
這樣的想法在幾千年來中國文化歷史的長河裡面是比較少的
為什麼？因為這些二戰以後的存在主義
哲學家他們後面有一個猶太基督宗教，有一種
人被神拋棄到這一個世間的那一個
大的思想背景，這和中國思想與文化的背景是很不一樣的
黃俊傑特聘講座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諮詢委員
